中国古人对日月星辰规律的探索目前最早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古观象台，相当于尧舜时代。
10《荀子·大略》《列子·天瑞》《孔子家语·困誓》等也有类似记载。14徐灏：《说文解字注笺》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96页。
二是有求道求德意识，即在读书时深入领会其文其事（数度）所体现的德义;三是举一反三，从而告往知来温故知新。孔子之所以有这种主张，固然是由于他率先创立的私学不能像官学那样提供各种师资和实习条件，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读古书对于学为君子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后来《大学》称之为知，《中庸》析之为慎思明辨，《孟子》则分别为思与觉。春秋时期上层社会已开始重视读书。63《戴震全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87页。
【64】因此重视知人就是重视整体人格对于道德的揭示功能和示范功能（道由人显）。【21】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又指出：放者，效也。（同上） 陈先生还特别揭示了颜山农话语与行事的民间宗教的性格。
陈先生的这个论断对于纠正某些海外中国学研究重视地域性而忽视儒家文化的普遍性的错误方法和倾向具有重要意义。上世纪90年代，现代化理论、韦伯理论以及工业东亚理论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陈先生也积极从儒家伦理的角度给予回应。他的研究方法，既包含他比较常用的概念分析的哲学方法，也包括比较宗教学、社会文化史的方法。关于陆陇其，陈先生重在揭示他如何以实补虚，对王学进行反省与批判，他想通过重建朱学的权威来纠正王学空疏误国的偏失，他们虽然并未越出理学的藩篱，但要求把理学从空疏引向笃实，这是与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方向是一致的。
陈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仔细比对了今本《传习录》下卷与《遗言录》的内容，并结合佐藤一斋有关闾东本（未见，或已佚）《传习录》的记述，对《传习录》形成的历史进行了细致严密的考证，指出钱德洪所刻的《传习录》应该有嘉靖甲寅、乙卯、丙辰三个刻本，乙卯、丙辰刻本均与《遗言录》有关，而甲寅刻本在《遗言录》刊刻之前，故与《遗言录》无关。根据年谱记载，阳明去世之后，弟子曾经相约三年之后收集阳明遗言。
从群体生活来说，可以培养个人约束自己以遵从群体的纪律。我们应该学习陈先生将义理、考证融为一体研究方法，多元开放的研究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推动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研究的发展。这些都是陈先生对于泰州学派研究的高明之见，推进了我们对泰州学派定位的认识。这样一种强调训练和自我控制的传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及社会化训练重仍然被有力地保持着。
）陈先生深刻而敏锐地发现了韦伯关于儒教伦理不适合发展现代资本主义论断所赖以出发的方法论基础是有问题的，即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没有把宗教伦理理想与信徒生活实际所受的影响区别开来（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15页。在该文中，陈先生根据Stace的理论，将神秘体验区分为外向的神秘体验与内向的神秘体验两类，儒学的神秘体验大致上也可以分为两种，外向体验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代表，而内向体验似渴分为‘宇宙即是吾心和‘心体呈露两类。陈先生的《仁学本体论》一书就是对于当代儒学的一种理性重建，在该书中，他也充分肯定了熊十力哲学的意义。关于黄道周，陈先生说：近世以来，学人多重船山、梨洲、亭林诸公，以为明末三大家。
通过对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讲会活动的考察，陈先生反思了晚近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将学术思想和流派归于某些地域的地方宗族和阶级的研究方法，这也是陈先生在《儒学的地域性与普遍性》一文中重点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由于阳明文献特别是讲学语录除《传习录》外保留无几，故对阳明学研究来说，仍存在文献不足的遗憾。
特别是，《稽山承语》中有一条语录记载阳明十五六岁格竹的事情，正印证了陈先生在《有无之境》一书中的判断，即阳明格竹之事不可能发生在弘治壬子（1492），年谱记载有误。吴震教授《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以年表的方式，揭示了明代讲学运动的组织形式及展开形式，着重考察了讲学活动的思想背景及其思想理念。
这些研究往往对思想家的生平及思想进行纂要钩玄的介绍，读者结合《宋明理学》一书，可对明清儒学有更为全面的了解。（《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29页。陈先生的这些工作也引起了日本学界的重视，之后，日本学者一方面组织力量对这些佚文进行注解，另一方面也可以自觉地调查日本国内的阳明佚文，由此又发现了阳明的公移佚文。他在这里所说的‘名教实是指士大夫儒学的思想、行为方式，他的话正是代表正统儒家士大夫对于世俗民间儒者的排斥。佐藤一斋所见闾东本《传习录》或即是甲寅本的翻刻本或传抄本。） 这种‘执业以勤的伦理劝诫更与韦伯所说的勤业伦理相接近。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304页。陈先生注意到《王龙溪全集》中的《天泉证道纪》中的内容实际上是由王龙溪为钱德洪所撰行状有关天泉论辨的内容和《东游问答》中王龙溪与耿定向有关四句教的问答两部分组合而成。
另外，他还首先注意到了日本所藏《遗言录》、《稽山承语》的文献价值，将两书校勘整理后在中国的杂志上率先发表，并指出其中包含很多阳明语录佚文。要真正考察儒家伦理是否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心态和约束力，不应该在儒家的精英伦理中去寻找，而应该在儒家的世俗伦理中去寻找。
不过，在此之前，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甘泉的众多文献尚未被发现。）这些说法都细致入微，为颜山农思想的研究别开生面。
）针对陆陇其，陈先生说：陆陇其强调实行实学，反对空谈心性，反对太极玄想，要求使学问向人的道德实践方面发展，表现出他与早期朱学的差别，可以说他是属于清初理学内部的实践派。）王门后学钱德洪、王畿、邹东廓、罗念庵、罗近溪等人都是讲会的热情参与者和组织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传习录》和《钱绪山行状》中有关天泉问答的内容均出自钱绪山、王龙溪本人的记述，故其史料价值较高，而《天泉证道纪》则处于龙溪门人的纂辑，故不可信用，不得作为天泉证道的史料。在其中，就内容而言，龙溪等人组织的讲会更专注于阳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可以说属于精英的讲会。
因而它们不仅仅是理学家的个人交游，更具有积极的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陈先生对阳明佚文所做的这些辑佚工作，开启了海内外搜集阳明佚文的热潮。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335-336页。摘要：陈来先生在明清儒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以《宋明理学》、《有无之境》、《诠释与重建》三书为代表，其价值已经得到了学界一致推崇。
）总的来说，陈先生在该文中认为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于人们的心理约束能力，而不是理论的教义以及一般的世俗行为及心态。（《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10-411页。
针对陆世仪，陈先生说：从其他方面的思想来看，他（陆世仪）对王学的批评、对朱熹哲学所作的修正中所表现出来的气本论倾向，都无不与他的整个反虚入实的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第三类则是关于明代心学文献的考辨、辑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对甘泉、阳明文献的研究中。（三）所谓‘心体（即纯粹意识）的呈现。这些规矩从伦理学的角度说，克制的训练有助于道德行为的养成。
另外，《遗言录》中还有关于理气与动静的很多说法，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95页。
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对文献史料的全面掌握、客观而科学的分析研究基础之上，否则就会造成游谈无根的现象，其研究难以对现有学术积累有所贡献，也就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社群的认可。关于方以智的方法论，陈先生用无对待在有对待中加以概括，指出方以智方法论具有辩证的因素，但其中也包含形而上学的内容。
另外，陈先生也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以阳明后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为例，来考察思想传播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钱德洪既是阳明年谱的编订者，也是今本《传习录》卷下的编订者，今本《传习录》卷下载有钱德洪的跋文，其中即提到《遗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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